最近台灣的教育界因為教育部長推動的「課綱微調」事件惹得一時喧騰，大多數人都著眼於「歷史解讀角度的改變」，而這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政治人物一但掌握權力、或者是為了達到一些特定的目的而掌握歷史的詮釋權，這樣的情況尤其在華人世界的政權之中屢見不鮮，正所謂「歷史都是勝利者所撰寫的」，鮮活的事件目前也正在我們的生活中上演：小島的總統為了向大國示好、換得與大國領導見面的機會，便將國民教育底下有關歷史解讀的角度與觀點通通做了點調整，順便傳達給小島百姓與莘莘學子們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個大國是我們的。」即使現狀根本相反，「但我們的憲法說是、所以歷史也得說是。」
好一個精神勝利法！但這不是重點。
撇開歷史解讀、文化認同、政治傾向這些不同的角度與看法，談到一個國家的「基本教育」，我想無非是「教導學齡中的孩子們足夠的知識、才能、技能」，讓他們在成年之後能不只有獨立的謀生能力，同時也有競爭力在社會中力爭上游、有適應力可以面對環境衝擊與改變。
以下這個表，是這次課綱微調之後，針對「國文」這項科目所做的改變。
大家都看得出來，這次課綱真對國文科也只加入了四個字：「中華文化」；而實際的課程內容則是必須包含《詩經》、《楚辭》、《左傳》、《禮記》、《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史記》等，這次微調特別將「《楚辭》、《荀子》、《史記》」等三本著作也加入必選的課程中。
為什麼國文課一定要教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學習「中華文化」中的所謂「文化經典」？為什麼要在原本「文明社會」的課綱描述之外再增加一句「中華文化」、難道說其實中華文化和文明社會是不相干的兩件事情？倘若真是如此，民國時代胡適、陳獨秀、魯迅、梁啟超所寫的書又屬於哪一種？
先前幾次課鋼的正式調整之後，曾經引起余光中、張曉風...等文學家的批評，認為「我國的學生語文能力不斷降低」；包括他們自己，大概也都認為是由於「減少了文言文教學」的緣故」。可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年代的學生，當年除了國文之外、還有文化基本教材做課本，而課本上不夠的，是老師要我們自己去買一本「古文觀止」當做「自修書」。說好聽了是自修，但其實就是課本，老師會挑選書中的文章來授課，我們被要求必須要熟背當中許多「重要」的篇章與內容，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國文課其實都是要我們做些尋章摘句、背誦記憶的「文雕工」工作。然而背了滿腹聖賢書，可做了甚麼聖賢事嗎？
沒有，我只記得國中默背考不好時，老師嚴厲的吼罵與體罰，然後暗自在心中幹譙那些寫了詩經、楚辭、出師表、祭妹文的老傢伙們。
出了社會，我沒忘記我當年學習的成果，我看得懂文言文，甚至可以提筆寫幾具酸聯兒、破詩。
然後呢？
沒了。
「看得懂但仍有出錯的時候」：試問蔡英文去年的春聯「鼎革咸亨」四個大字有誰是一看便知其意的？
「寫得出但是不合平仄還又酸又破」：豈碼我還會寫呢，這年頭還有誰寫、有誰看這玩意兒？
所以，國中三年、高中三年，我的國文課修習了超過7成的中國文言文，換來的是這樣的成果。
如果當年老師傳授我的是「聽起來好像能分析時勢、瞭解萬物、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好口條，最起碼我還能去當個名嘴、舌燦蓮花一番，一集八千塊，遠勝過念文言文之後獲得的：「沒了」。
前一陣子舉辦的「台灣奇幻文學小說」大賽，新聞都有報導，優勝者因為以馬總統的「死亡之握」做為題材獲得優勝。但新聞沒提到的是，參加這個比賽，作品必須在一萬字以上，同時以台灣古往今來發生的事情錯為題材。試想，一個國、高中生可以寫出一萬字的作品，其語文能力能差嗎？反倒是有多少人學習了大量的文言文之後，在人生或者是工作上獲得幸福與成功的呢？
如果不能，為什麼要選這些東西當作「國民基本教育」的題材？然後培養出一堆唸完大學之後還被老闆們一邊壓榨、一邊嫌棄「什麼都不會」的大學畢業生？
其實換個角度來想：倘若大家念的文言文不是這麼多，那或許會看文言文也就成了一項在現代很有用的技能了；讓有意願、有能力、有興趣的人去學習這項技能、並藉此獲得報酬，難道不會比現在「人人都學過文言文、卻不知其目的何在、意義何在、作用何在」來得好嗎？
我們或許學習了很多常識、知識，都卻沒學習到技能、才能；上世紀初能寫一手毛筆字、也不必管是否寫得又好看又有特色，就能獲得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並獲得鄉人的尊重；但在本世紀初你即使寫得一手好字、甚至做得一手好詩、對得一手好聯，那又如何？如果時代改變了，那麼學習的內容、成份、百分比，是否也該跟著做調整？進行調整也罷，卻斷沒有「越調越回頭」之理，台灣人還要浪費多少代人的青春在明知有錯的政策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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