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凡是受過金庸大師啟蒙的武俠心靈,對這八個響亮的大字,定然是琅琅上口、心心念念。金庸的十四套經典,型塑出了一個基本的武俠世界,大量的歷史情節,彷彿這些俠客都真實活躍在過去的時間中,白話文的描述,把現代與過去做了十分完美的連結。於是大家認同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從金庸的筆下認識了郭靖、楊過、胡斐、蕭峰、令狐沖...;其後復經5、60年代香港「邵氏電影公司」的大力行銷,金庸、古龍、梁羽生筆下的俠士除了躍然紙上,更躍上了生動的大螢幕中。一個個俠客藉著一顆顆明星,幻化出具體的容貌與言行。
「所以,這就是俠了。」

大家或許都是這麼想的;也許從來不曾「細想」是否真是如此,但似乎也不再有那樣的必要。

日前,蔣勳先生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俠的生命美學」,介紹了俠的由來、俠的概念、俠的精神。通篇閱讀起來,許多部分是讓人心有戚戚焉的,但卻又好像有什麼不足。蔣勳先生說了許多「過去的俠」、認同「俠」的存在是一種文化上象徵著面對權威時的「孤獨、反叛、自由」之舉。但他沒有提到當代的「俠」;也或者,俠者不復存在,夫復何言?

古代文學或史料中,有太多描述著「慷慨任俠」的伏筆。最早的俠或許可以追溯到周朝時的「士」階級,介於平民與貴族之間,平日從事農事,戰時則執干戈已衛社稷。他們通常由特定的地域、家族經遴選而出,授以特別訓練、能文能武。但基本上這些人仍是國家所有的「武士」。直到東周末年、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階層因為動盪而產生了蛻變,平民階層有機會因受到賞識而崛起;例如戰國時代的養士之風,豪門與食客間因著「知遇」而產生了新的互動模式。豪門門下養士三千,有的是獻策議論的儒士,更有擊劍長歌的俠士。當抱著「士為知己而死」之心而躍上歷史舞台者紛然崛起,官書正史、小說家言從此再也忽略不了這一群「視死如歸、重義輕生」之士。

史記是第一部為這些「士」留下篇章的歷史紀錄。司馬遷以「遊俠列傳」為史書上真正存在過的俠士們,在歷史滾滾洪流中留下一頁註腳;而「刺客列傳」更可以說是「士為知己者死」的紀錄大全。於此同時,司馬遷卻也以「俠,以武犯禁」一語,為俠客們的消逝、殞落,埋下了最早的伏筆。

在以「儒家」為正統的社會結構下,「天、地、君、親、師」成了必尊的對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不變的順位。但從「史記」的記載開始,不管是「俠客列傳」或者是「刺客列傳」,乃至於魏晉、唐宋之後的藝術作品(文學或音樂),「俠」的描述都在在地超越了儒家社會中對於「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安排。「俠者」的互動往往出自「情義」,而非「君臣」、「父子」等傳統關係。正如「虯髯客傳」中的虯髯客,最後散盡家財、成人之美,及至遠赴海外重開事業,行的非常人所事、思的非常人所慮,就連容貌長相都與儒家描述的「謙謙君子」大相逕庭。離經叛道卻又守信重義,不拘小節卻胸懷遠大,這種「豪俠」的描寫大大顛覆了傳統儒家的一板一眼,卻又令人不禁熱血沸騰。

古來詠「俠」的作品實在不少,且不僅僅出現在文字書寫中;大名鼎鼎的古琴曲「廣陵散」,寫的其實就是荊軻刺秦、易水之別的慷慨悲壯。書傳紀錄除了虯髯客傳、史記「俠客列傳」、「刺客列傳」之外,後來更衍伸出許許多多的小說家言,其中「水滸傳」可以說是集宋代俠客文化之大全於一身。此外如西晉左思「荊軻飲夜市,酒酣氣益振。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論。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唐代李賀「少年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陶淵明「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等等。但是說到底,其中所描寫的「俠氣」都還是比不上年輕時本身就「慷慨任俠,常仗劍而行」的李白。一首「俠客行」,卓實是典故、氣勢、精神俱在,自有一股「俠者自當如是」之慨。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殤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鎚,邯鄲先震驚。千秋二狀士,赫喧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寫出了俠者的「隱」;「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則點出了俠者的「信」。俠者自然是銳身赴難的,但無論成與不成,往往皆未留下太多隻字片語,一但成了名立了功,那是將帥、是英雄,與「俠」的初衷好像又不太一樣了。

由歷史傳落的過往來看,俠者的興起與戰國時代的豪門有關(國際情勢),其沒落也與後來的「國家政策」有密切的關係。漢武帝曾經對「俠」者採取兩種做法:一是懷柔「給你官做」,二是酷吏「集中列管」,即使有幸逃過列管、遁居鄉間,這些俠者也被以地痞流氓視之,漸漸地扭曲了「俠」者原本在文化上的地位與力量,成為政治考量下的犧牲品。這種跡象一直到了宋代變得更為明顯,就連「水滸傳」寫到了後來也變成「朝廷招安史」,一干好漢全成了國家收編的部隊,然後一個一個被吃乾抹淨。

由此而言,俠者不見了。一開始,俠之隱是銳身赴難、事成避禍的不得不然;到了後來,俠之隱卻變成了一種政治策略下、文化交迫的一種必然。不論是李白、陶淵明,都在俠氣的詩句外,用隱逸的放浪形骸來敷衍著當權者。俠者隱遁進了農家、山林,然而林中、下野的俠者,卻又有多少機會出手仗義行俠?

盱觀今日,彷彿俠者遠去,豪事日少,但是「俠」是一種出自人心相知相惜的高貴特產,也是一種揮之不去、抹煞不了的文化烙印。即便是戮力於「去中國化」之文化革命的杜部長應該也無法否認,在日治時代飛簷走壁、劫富濟貧的廖添丁也是一種民間「俠義情懷」的投射與縮影。

我說:「俠者,素不相識而銳身赴難,事了即去更無留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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