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不痴 有所思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凡是受過金庸大師啟蒙的武俠心靈，對這八個響亮的大字，定然是琅琅上口、心心念念。金庸的十四套經典，型塑出了一個基本的武俠世界，大量的歷史情節，彷彿這些俠客都真實活躍在過去的時間中，白話文的描述，把現代與過去做了十分完美的連結。於是大家認同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從金庸的筆下認識了郭靖、楊過、胡斐、蕭峰、令狐沖...；其後復經5、60年代香港「邵氏電影公司」的大力行銷，金庸、古龍、梁羽生筆下的俠士除了躍然紙上，更躍上了生動的大螢幕中。一個個俠客藉著一顆顆明星，幻化出具體的容貌與言行。
「所以，這就是俠了。」

大家或許都是這麼想的；也許從來不曾「細想」是否真是如此，但似乎也不再有那樣的必要。

日前，蔣勳先生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俠的生命美學」，介紹了俠的由來、俠的概念、俠的精神。通篇閱讀起來，許多部分是讓人心有戚戚焉的，但卻又好像有什麼不足。蔣勳先生說了許多「過去的俠」、認同「俠」的存在是一種文化上象徵著面對權威時的「孤獨、反叛、自由」之舉。但他沒有提到當代的「俠」；也或者，俠者不復存在，夫復何言？

古代文學或史料中，有太多描述著「慷慨任俠」的伏筆。最早的俠或許可以追溯到周朝時的「士」階級，介於平民與貴族之間，平日從事農事，戰時則執干戈已衛社稷。他們通常由特定的地域、家族經遴選而出，授以特別訓練、能文能武。但基本上這些人仍是國家所有的「武士」。直到東周末年、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階層因為動盪而產生了蛻變，平民階層有機會因受到賞識而崛起；例如戰國時代的養士之風，豪門與食客間因著「知遇」而產生了新的互動模式。豪門門下養士三千，有的是獻策議論的儒士，更有擊劍長歌的俠士。當抱著「士為知己而死」之心而躍上歷史舞台者紛然崛起，官書正史、小說家言從此再也忽略不了這一群「視死如歸、重義輕生」之士。

史記是第一部為這些「士」留下篇章的歷史紀錄。司馬遷以「遊俠列傳」為史書上真正存在過的俠士們，在歷史滾滾洪流中留下一頁註腳；而「刺客列傳」更可以說是「士為知己者死」的紀錄大全。於此同時，司馬遷卻也以「俠，以武犯禁」一語，為俠客們的消逝、殞落，埋下了最早的伏筆。

在以「儒家」為正統的社會結構下，「天、地、君、親、師」成了必尊的對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不變的順位。但從「史記」的記載開始，不管是「俠客列傳」或者是「刺客列傳」，乃至於魏晉、唐宋之後的藝術作品（文學或音樂），「俠」的描述都在在地超越了儒家社會中對於「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安排。「俠者」的互動往往出自「情義」，而非「君臣」、「父子」等傳統關係。正如「虯髯客傳」中的虯髯客，最後散盡家財、成人之美，及至遠赴海外重開事業，行的非常人所事、思的非常人所慮，就連容貌長相都與儒家描述的「謙謙君子」大相逕庭。離經叛道卻又守信重義，不拘小節卻胸懷遠大，這種「豪俠」的描寫大大顛覆了傳統儒家的一板一眼，卻又令人不禁熱血沸騰。

古來詠「俠」的作品實在不少，且不僅僅出現在文字書寫中；大名鼎鼎的古琴曲「廣陵散」，寫的其實就是荊軻刺秦、易水之別的慷慨悲壯。書傳紀錄除了虯髯客傳、史記「俠客列傳」、「刺客列傳」之外，後來更衍伸出許許多多的小說家言，其中「水滸傳」可以說是集宋代俠客文化之大全於一身。此外如西晉左思「荊軻飲夜市，酒酣氣益振。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論。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唐代李賀「少年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陶淵明「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等等。但是說到底，其中所描寫的「俠氣」都還是比不上年輕時本身就「慷慨任俠，常仗劍而行」的李白。一首「俠客行」，卓實是典故、氣勢、精神俱在，自有一股「俠者自當如是」之慨。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殤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鎚，邯鄲先震驚。千秋二狀士，赫喧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寫出了俠者的「隱」；「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則點出了俠者的「信」。俠者自然是銳身赴難的，但無論成與不成，往往皆未留下太多隻字片語，一但成了名立了功，那是將帥、是英雄，與「俠」的初衷好像又不太一樣了。

由歷史傳落的過往來看，俠者的興起與戰國時代的豪門有關（國際情勢），其沒落也與後來的「國家政策」有密切的關係。漢武帝曾經對「俠」者採取兩種做法：一是懷柔「給你官做」，二是酷吏「集中列管」，即使有幸逃過列管、遁居鄉間，這些俠者也被以地痞流氓視之，漸漸地扭曲了「俠」者原本在文化上的地位與力量，成為政治考量下的犧牲品。這種跡象一直到了宋代變得更為明顯，就連「水滸傳」寫到了後來也變成「朝廷招安史」，一干好漢全成了國家收編的部隊，然後一個一個被吃乾抹淨。

由此而言，俠者不見了。一開始，俠之隱是銳身赴難、事成避禍的不得不然；到了後來，俠之隱卻變成了一種政治策略下、文化交迫的一種必然。不論是李白、陶淵明，都在俠氣的詩句外，用隱逸的放浪形骸來敷衍著當權者。俠者隱遁進了農家、山林，然而林中、下野的俠者，卻又有多少機會出手仗義行俠？

盱觀今日，彷彿俠者遠去，豪事日少，但是「俠」是一種出自人心相知相惜的高貴特產，也是一種揮之不去、抹煞不了的文化烙印。即便是戮力於「去中國化」之文化革命的杜部長應該也無法否認，在日治時代飛簷走壁、劫富濟貧的廖添丁也是一種民間「俠義情懷」的投射與縮影。

我說：「俠者，素不相識而銳身赴難，事了即去更無留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