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Bai
最近台灣的教育界因為教育部長推動的「課綱微調」事件惹得一時喧騰,大多數人都著眼於「歷史解讀角度的改變」,而這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政治人物一但掌握權力、或者是為了達到一些特定的目的而掌握歷史的詮釋權,這樣的情況尤其在華人世界的政權之中屢見不鮮,正所謂「歷史都是勝利者所撰寫的」,鮮活的事件目前也正在我們的生活中上演:小島的總統為了向大國示好、換得與大國領導見面的機會,便將國民教育底下有關歷史解讀的角度與觀點通通做了點調整,順便傳達給小島百姓與莘莘學子們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個大國是我們的。」即使現狀根本相反,「但我們的憲法說是、所以歷史也得說是。」

好一個精神勝利法!但這不是重點。

撇開歷史解讀、文化認同、政治傾向這些不同的角度與看法,談到一個國家的「基本教育」,我想無非是「教導學齡中的孩子們足夠的知識、才能、技能」,讓他們在成年之後能不只有獨立的謀生能力,同時也有競爭力在社會中力爭上游、有適應力可以面對環境衝擊與改變。

以下這個表,是這次課綱微調之後,針對「國文」這項科目所做的改變。

未命名

大家都看得出來,這次課綱真對國文科也只加入了四個字:「中華文化」;而實際的課程內容則是必須包含《詩經》、《楚辭》、《左傳》、《禮記》、《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史記》等,這次微調特別將「《楚辭》、《荀子》、《史記》」等三本著作也加入必選的課程中。

為什麼國文課一定要教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學習「中華文化」中的所謂「文化經典」?為什麼要在原本「文明社會」的課綱描述之外再增加一句「中華文化」、難道說其實中華文化和文明社會是不相干的兩件事情?倘若真是如此,民國時代胡適、陳獨秀、魯迅、梁啟超所寫的書又屬於哪一種?

先前幾次課鋼的正式調整之後,曾經引起余光中、張曉風...等文學家的批評,認為「我國的學生語文能力不斷降低」;包括他們自己,大概也都認為是由於「減少了文言文教學」的緣故」。可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年代的學生,當年除了國文之外、還有文化基本教材做課本,而課本上不夠的,是老師要我們自己去買一本「古文觀止」當做「自修書」。說好聽了是自修,但其實就是課本,老師會挑選書中的文章來授課,我們被要求必須要熟背當中許多「重要」的篇章與內容,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國文課其實都是要我們做些尋章摘句、背誦記憶的「文雕工」工作。然而背了滿腹聖賢書,可做了甚麼聖賢事嗎?

沒有,我只記得國中默背考不好時,老師嚴厲的吼罵與體罰,然後暗自在心中幹譙那些寫了詩經、楚辭、出師表、祭妹文的老傢伙們。

出了社會,我沒忘記我當年學習的成果,我看得懂文言文,甚至可以提筆寫幾具酸聯兒、破詩。

然後呢?

沒了。

「看得懂但仍有出錯的時候」:試問蔡英文去年的春聯「鼎革咸亨」四個大字有誰是一看便知其意的?

「寫得出但是不合平仄還又酸又破」:豈碼我還會寫呢,這年頭還有誰寫、有誰看這玩意兒?

所以,國中三年、高中三年,我的國文課修習了超過7成的中國文言文,換來的是這樣的成果。

如果當年老師傳授我的是「聽起來好像能分析時勢、瞭解萬物、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好口條,最起碼我還能去當個名嘴、舌燦蓮花一番,一集八千塊,遠勝過念文言文之後獲得的:「沒了」。

前一陣子舉辦的「台灣奇幻文學小說」大賽,新聞都有報導,優勝者因為以馬總統的「死亡之握」做為題材獲得優勝。但新聞沒提到的是,參加這個比賽,作品必須在一萬字以上,同時以台灣古往今來發生的事情錯為題材。試想,一個國、高中生可以寫出一萬字的作品,其語文能力能差嗎?反倒是有多少人學習了大量的文言文之後,在人生或者是工作上獲得幸福與成功的呢?

如果不能,為什麼要選這些東西當作「國民基本教育」的題材?然後培養出一堆唸完大學之後還被老闆們一邊壓榨、一邊嫌棄「什麼都不會」的大學畢業生?

其實換個角度來想:倘若大家念的文言文不是這麼多,那或許會看文言文也就成了一項在現代很有用的技能了;讓有意願、有能力、有興趣的人去學習這項技能、並藉此獲得報酬,難道不會比現在「人人都學過文言文、卻不知其目的何在、意義何在、作用何在」來得好嗎?

我們或許學習了很多常識、知識,都卻沒學習到技能、才能;上世紀初能寫一手毛筆字、也不必管是否寫得又好看又有特色,就能獲得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並獲得鄉人的尊重;但在本世紀初你即使寫得一手好字、甚至做得一手好詩、對得一手好聯,那又如何?如果時代改變了,那麼學習的內容、成份、百分比,是否也該跟著做調整?進行調整也罷,卻斷沒有「越調越回頭」之理,台灣人還要浪費多少代人的青春在明知有錯的政策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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