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俠之古道」,指的是相對於明清之際俠客世俗化之前較古的俠客道德追求,主要是先秦以至唐一段的俠客之道。它主要由儒、墨、道、佛等幾家思想雜糅,依俠客意識,取其所屬,自成一派,包含著「仁者無敵,勇者無懼」的自信,「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志氣,「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曠達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襟懷。如果說《三俠五義》中還有幾人有古俠風範的話,北俠歐陽春無疑是其中之表率。歐陽春的表現,無一處不閃耀著古俠的光彩。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臨難毋苟免,臨財毋苟得」,「四海之內皆兄弟」。古之俠客欣賞其曠達、剛健的精神,將其納入古俠之道當中,並身體力行之。
抱關侯贏,鼓刀朱亥,朱家避季,劇孟助周,無一不是俠客之範例。應該說,歐陽春堅定地守護著這些已被多數俠客遺忘的俠之道義。花沖被擒,歐陽春應居首功,但至縣府,北俠以「你們官事,我不便混在裡面」為辭,悄然遠去。及馬強伏法,其惡僕誣北俠夤夜打搶,使案件一時撲朔迷離,難以了結。北俠不避汙名,上京自陳真相,撥雲見日,使馬強垂死掙扎的迷夢破滅。面對南俠、雙俠、智化等眾多同道,北俠一律謙遜待之,敦厚處之,即使遇到丁兆蘭之誤解輕視,白玉堂之步步緊逼,歐陽春也只點到為止,不以為甚,為兄弟留臉面,已非尋常俠客心胸能及。墨家提倡「兼愛」,「非攻」,不避艱險,急人之難,並賦予了俠者替天行道,仗義執言,不得已方兵刃相見的思想,從而在道德上與妄殺、嗜殺之輩劃清界限。在《墨子,公輸般》一文中,墨子先以「五不之辯」力勸公輸般,繼之以沙盤攻防震懾公輸般和楚王,終使其放棄攻宋。而救宋之後,墨子過宋避雨,宋之守閭者不納,使墨子淋成落湯雞。比之墨子,歐陽春的結局算是喜劇的。當白玉堂身挾聖旨相諭,一再逼迫歐陽春時,歐陽春先禮讓三先,再以點穴奇術小懲大戒,最後以德抱怨,三救白玉堂,並為之設身處地地出謀劃策,以成全白玉堂的官差。真正作到「兼天下之愛」,「而以攻為非攻」的古俠之道。
至於佛道思想,在唐時便已滲透進俠客的道德規範中。隱逸出世,清淨無過,正是佛道思想在唐代豪俠身上的寫照和體現。聶隱娘為尋訪至人,不知其終;虯髯客放棄逐鹿中原,於扶桑另創基業;賈人妻殺子復仇,飄然遠遁,都表現出佛道思想的影響。當這種佛家「萬法皆空,諸事無常」的思想一旦與儒家「獨善兼濟」思想融合後,那種「功成身退」的處世哲學便應運而生了。而道家「清淨無為」與墨家「詩哲悲風」的聯姻,更為俠客隱逸山林、皈依自然提供了理論依據。歐陽春處身紅塵,鋤奸鏟惡,捉花沖,拿馬強,義服鐘雄,平襄陽王,行俠仗義但不投靠官府的行為,正是這種古之俠道的體現。《小五義》記述,他功成不受賞,削髮出家,退隱江湖,可謂對這種古之俠道合情入理的發揮。《三俠五義》是在原有公案故事基礎上演義而成的俠義小說,又在民間長期廣泛流傳後才定型成書。因此其中的俠客形象從開始就蘊涵著豪俠精神,而中國的儒、釋、道、墨通過對其俠客形象進行加工,不斷滲透著自己的精神。他們的滲透軌跡恰好與書中不同俠客的道德差異性相對應。展昭的身上更多地呈現「知己之恩」的道德印記,而白玉堂的道德則染上了民間「好名」的色彩,歐陽春出於二者之外,雜糅儒、釋、道、墨,道德上與漢唐古俠接近。從這方面說來,《三俠五義》作為古典武俠小說晚期的代表作,塑造了不同類型的俠客形象,同時又匠心獨運地將各類俠客統一在「清官前驅」這面大旗下,從而表現出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風格,對此是不能簡單以「官俠」概而論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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