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不痴 有所思

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在前天（20050614）帶領了十餘名的『高砂義勇隊』遺族，前往日本忠烈祠『靖國神社』抗議，要求日本人將他們祖先的靈位移出代表軍國主義色彩的靖國神社，卻被擋於門外；高金委員一番慷慨激昂、激動憤怒地在鏡頭前面泣訴當年日本對待原住民部隊的不公不義；不到一天，這些原本去抗議的人就在高金委員的帶領之下去前往愛知博覽會。原本高金委員擬在現場散發傳單爭取國際發聲機會，但因日本警方嚴密監視，隨行前往的原住民代表們也散入人群中，觀光起來了。

『高砂義勇隊』的歷史是不該被遺忘的，但是被以這樣的方式提及，原民祖先有靈，想必也會聲聲長嘆。

關於高砂義勇隊，我想先介紹一篇文章給各位，當作導讀：

那一年，我們為了日本而戰
文‧劉香君

花蓮縣壽豐鄉在太平洋戰爭時，許多人都是以日本軍屬身分出征，且多數戰死。在戰場上倖存的人們，回到了壽豐村，雖然對日本相當不滿，但卻又心懷日本時代的種種，依然愛著日本，這些狀況讓旅居台灣十多年的ASIA PRESS駐台代表，資深紀錄片工作者柳本通彥相當好奇，想瞭解這些人的想法和戰爭遺族的生活，因而他一再地前往壽豐鄉，以一般家庭使用的V8攝影機進行紀錄。

柳本通彥紀錄的壽豐鄉壽豐村，在日本時代名叫壽村，以生產砂糖聞名。壽豐村位於中央山脈與太平洋之間，附近有日本移民村及砂糖工廠。由於農村的水源是來自三千公尺高山雪融的清泉，使得生長在這片好山好水的人們特別長壽，也是「壽村」村名的由來。一九九四年，柳本通彥因緣際會的認識當年七十四歲的Laisuwano，展開了他紀錄拍攝三位老人赴日抗爭軍俸儲金的經過；片中柳本以第一人稱的旁白方式，口述他與三位老人的互動相處，以及老人們對於「祖國」日本的愛恨情結。

八等勳章──Laisuwano

Laisuwano，日本名：平山一夫，中文名：李平山。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的一九四五年，二十五歲的Laisuwano接到召集令，以軍屬的身分參與菲律賓戰役，後來戰敗成為俘虜，隔一年才回到台灣來。

Laisuwano特地將一個保存極好的「八等勳章」拿給我看，「這是天皇陛下給我的，也是我七十多年的生命中，最棒的回憶！」

戰後，雖然日本離Laisuwano越來越遠，但是這些戰爭的事實卻從未遠去。Laisuwano的小孩受的是中文教育，孩子也無法體會他的心情，所以一看到我，就急切的想與我分享這一切。


阿美族柴刀──Butentoba
隔天，Laisuwano帶我走在路上拜訪其他友人，這裡的人一知道我是日本人，紛紛用日語向我打招呼，彷彿回到了過去的時光。Butentoba，日本名：中村武雄，中文名：林武丁，他是高砂義勇軍的一員。當年的高砂義勇軍據說有五千人，全都是當時原住民族的精英，部落的主力。Butentoba展示一把象徵阿美族勇者的柴刀。他說這是出征前父親給的，他就用這把柴刀，作為日軍的先鋒部隊，攀山越嶺、披荊斬棘、屢次救援快死的日本兵。Butentoba聊得酒興正酣，還會自豪的唱起當年的高砂義勇軍軍歌，「對我們來說，日本就是父親！」Butentoba說著，「我絕不會忘記，也會教兒孫說日本話。」

五十多年前的台灣原住民，上戰場是抱著必死，相約於靖國神社相見的心情。不料當戰場上的倖存者回到台灣，卻發現整個社會由說日本話，變成講中國北京話的世界。家裡雖然有收音機和報紙，但是都聽不懂，等於與社會完全隔絕。我們的來訪，彷彿打開了時空膠囊，讓他們彷彿又回到年輕的時光，又愛又恨；而身為日本人的我，在面對他們的時候，也有著同樣複雜的心情。

天皇萬歲？──Tewaikasau

一九九五年，我再次來到壽豐村的Laisuwano家中，Butentoba特別將家中的花生與南瓜送給了我；也認識了他們的友人Tewaikasau。

Tewaikasau，日本名：松原敏雄，中文名：胡敏雄，他與Laisuwano於菲律賓相識。當時的日本政府強迫他們把軍俸存入郵局，Laisuwano特別向日本當局查出他的軍俸總額為三百九十九元，經過五十多年的通貨膨脹，乘上七千倍合算約為二百二十萬日圓，但是日本政府僅願意以一百二十倍的方式計算，所以發還的金額只有不到五萬日圓。

Tewaikasau對此相當不滿，「大家都是為日本人而去的，死時都高喊天皇萬歲才死，有誰喊蔣介石萬歲呢？為什麼日本人不設身處地為我們著想，這也是日本人教我們的，為什麼有差別待遇呢？都過了五十年了，日本人應該跟我們道歉。」

Tewaikasau是在一九四二年前往菲律賓的民答那峨島，途中船被擊沉，Tewaikasau在海上漂流了五個小時才獲救，「船上都是血跡、內臟、屍體，真的很悲慘。」他的身邊保存有一本戰死者名錄，來自花蓮的原住民就有六百人死亡，這些人不但沒有弔慰金，甚至連戰亡通知都沒有，這一點讓他非常生氣。


靖國神社
一九九五年三月，台灣三個日本老兵決定掏出所有的家當，前往日本抗議軍俸儲金。
來到日本，三位老先生，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拜訪皇宮與靖國神社。在靖國神社前，「我來看你們了！」Tewaikasau在進入神社前輕輕的說出他五十多年的心願。

「我覺得有人叫我的名字，」步出靖國神社的Tewaikasau，忍不住掩面哭泣。

三月二十七日，於日本眾議院議員會議，日本政府代表對台灣的代表明確的表達，「因為你們不具有日本國籍，所以只能以一百二十倍賠償。」台灣代表認為落差實在太大，日本人非常沒有誠意。


生產後第十四天──Dogebara

七十四歲的Dogebara說，「我生產後第十四天，我的丈夫就上戰場了，他說他是男子漢，怎能不上戰場，還說自己的朋友都去了，自己留著又有什麼用，」那時的Dogebara只好淚眼汪汪地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小娃娃到車站送行，只見車站擠滿了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丈夫，「我還記得我懷裡的娃娃，一直大聲的哭著呢！」結果她的丈夫再也沒有回來。

平時Dogebara與友人聚餐，還會一起唱著戰前NHK廣播電台的節目主題曲。

Dogebara的丈夫戰後就沒有回來了，既沒有收到電報，也不知道他在哪裡死去，除了弔慰金之外，沒有任何補償，就這樣過了五十多年傷痛未癒的歲月，而女人似乎又承受著更多沉重的苦難。

沒有道德的國家

由於台籍日本兵等組織，於一九七七年起不斷的前往日本法庭控訴日本政府處理慰問金的差別待遇，是而在一九八八年日本開始對台灣支付慰問金，一九九五年則發還軍俸儲金。

一九九五年十月，日本在台交流協會利用電視廣告宣傳發還軍俸儲金的訊息，台灣共有六萬人，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只有三成的人拿回軍俸儲金。而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三人因為生活困頓決定要來領取自己的軍俸儲金，並特地搭飛機來台北，但是最後卻在日本交流協會門前止步，「想到三、四年的叢林戰爭，實在是無法接受這樣的對待。」「我們已經都快八十歲了，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連一句慰問的話都沒有，真是沒有道德的國家，以前老師還說，有道德才會強大！」老人們忍不住發出憤慨的心聲。

後記

在拜訪壽豐村老人的第四個夏天，Laisuwano由於戰時受傷的眼疾復發，正在接受眼睛的手術，Butentoba身體狀況不好，連最愛喝的酒都被醫生禁喝了，花生田也不能去了；Tewaikasau在家裡看著最喜愛的NHK轉播相撲節目。這三人在戰後拚命的工作，才能有現在平靜的生活，想到自己時日不多的歲月，更感慨這半世紀的苦難。

Tewaikasau唱和著電視傳出的日本國歌「君之代」，戲在歌聲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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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是我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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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這一篇文章中，我們彷彿可以看到兩種對當年奉召從軍的心態；但是事實上我覺得是對整件事情的著眼點不同，而有了外觀上的落差。

柳本通彥是日本人，其紀錄是否公正客觀我無從得知，但是除去這一點，在二戰開戰當時已經歷過大規模武裝抗日後十數年的台灣，不論是原住民、漢人、客家人，大多數都已經開始漸漸『接受』日本殖民地的生活。

而這群人在當年大規模武裝抗日期間，都只是小孩子、甚至尚未出生；自小被教育的已經是『皇民化的次等殖民身分』，從小就以這樣的身分活著，當年硬氣的祖先都被剿滅、活下來的祖輩都是經過歸順的、被安撫的，對他們來說，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倒也過得理所當然。

很多在我們現代看起來不合理、沒尊嚴、不平等的待遇，他們是無從得知與分辨的。

不過，長輩們對日武裝抗戰的失敗，對於這些子孫來說，或多或少都帶著點陰影的，原住民部落（尤其是賽德克、得魯固等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部落）的家族影響往往是很強烈而且獨特的，面對祖先的失敗、自己的手無寸鐵（相對於日軍而言）、長輩的叮嚀，許多原住民男子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生活，可以說是氣悶、無力感交雜的。

日本對於台灣殖民地的『理蕃成功』，讓原住民部落在賽德克族（著名的霧社事件、莫那.魯道）、以及花蓮地區得魯固族抗日運動被剿平後，整體來說就沒有什麼大動作的反抗，在這種狀況下殖民地各項制度得以順利推展。

當然，這些狀況不只出現在原民部落，也出現在漢民族聚落中。漢民族畢竟是外來移民，數量上也比原住民多出許多；兼之從大陸仍可傳入『抗日』、『被割讓』之類的想法，這又和高山原住民部落的狀況完全不同了（原住民人丁較稀少、聚落較封閉、較無外來想法給予刺激）。

因此，漢民族的抗日概念和原住民是截然不同的，從基礎上、概念上的完全不同。

在原住民部落中，對抗日本最凶狠、最不遺餘力的，是泰雅族人。根據長久以來的遷徙，隨著不同的語言、文化發展差異，泰雅族分成了『賽得克亞族』、『泰雅亞族』兩支；其中的泰雅亞族則又分成了『賽考利克群』以及『澤敖列群』。其中一支賽得克亞族分布在今日新竹苗栗一代的司馬庫思、北橫巴陵、南投霧社、埔里；另有一支自稱『得魯固』的賽得克亞族部落，遷徙至今日花蓮縣中橫地段（合歡山至錐麓斷崖一代，後曾被日軍追往南行，與當地的平埔族、阿美族接頭，今日『太魯閣』的名稱就是因為他們的族名而來。）泰雅族的強悍作風，從日據時代一直流傳到現在。

如果稍微了解一點泰雅族人的傳說與歷史，會知道不論是賽得克、賽考利克、澤敖列各群，都是以『人』為他們的族名。以當年霧社事件的主角賽德克族為例子，他們便自稱為『賽德克.巴萊』，意思是『真正的人』。而他們則稱呼日本人等殖民者為『達那都嚕』，這是一種輕蔑的稱呼，意思是『臉上乾淨的傢伙』。

泰雅族人會在面上刺青，被認可成年的男子，會在額頭、下巴各紋上一條粗黑的直線，女性則會另外在兩頰像耳朵延伸，紋上有如落腮鬍的刺青花樣。對於泰雅族的男人來說，刺青代表成年、代表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賽德克˙巴萊』；至於對女人來說，紋面是判斷她們『美貌程度』的標準，也是是否可以出嫁的指標。

刺青文化是泰雅族很明顯不同於其他原住民部落的一點；也在他們自身的文化中扮演重要的地位。就一個男子而言，他必須先身為一個泰雅族成年人-一個賽德克˙巴萊-然後英勇作戰、殺敵，獵取敵人首級凱旋歸來，不管是為了作戰、為了獻祭。死了之後，他才有資格跨過『彩虹橋』，到達祖靈所在，遵守祖靈的訓示（Gaya）與祖先團聚。

日本人的殖民，當然是粗暴、強制的，但是在他們文明的外衣之下，日本人是用一種『整理野蠻人』的態度來處理所有的原住民部落。紋面禁止、狩獵禁止、擁有獵槍禁止（其實都只是些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火繩槍）、獵首禁止...等等。這些針對『文化上』的強暴壓制，我認為都是當年泰雅族憤而抗日的重要因素；再加上一些零星的衝突當作導火線，整個才會大規模的爆發出來。霧社地區的莫那魯道對於日本人的統治其實也是妥協了數十年，日本越禁越多，泰雅族人也就越來越不滿意、衝突也就越來越大。

最後的結果我們都知道；泰雅族人戰敗了，後來也歸順、投降日本殖民政府。但是這麼一個強悍的民族、這麼尊重相信自己傳統的民族竟然投降了，那股在心頭的壓抑會有多麼的巨大與強烈！

他們被集中管理（日本人將他們遷村到山下，集中居住）、無法持著弓箭、火槍在山林間狩獵奔馳、被迫只能耕田務農﹔而不能紋面則是最嚴重的：因為那意味著他們將永遠不是男子漢、甚至不是一個『真正的人』，永遠也無法到Gaya的祖屋去，和祖先們相見。

太平洋戰爭爆發，原住民被徵召前往南太平洋作戰，就是這次聞名的『高砂義勇隊』。

其他的原住民部落我沒有太多的涉獵，但是至少泰雅族的賽德克人、德魯固人，有不少是自願上戰場的，有些甚至是明明不足齡，但他們依然要去。即使家中長輩提醒他們：『你們這是在幫自己的敵人，去打他們的敵人。』，但是他們依然要去。

因為他們覺得留在家裡也無法改變日本統治的現實，那他們起碼要當一個勇敢的戰士﹔大規模對日武裝抗戰失敗後留下來的陰影，彷彿在他們從軍這一刻獲得宣洩的出口。

但是長輩的告誡言猶在耳『幫助的畢竟是殺死自己祖輩的日本人』，因此，這些上戰場的原住民青年是五味雜陳的。習慣了的殖民地生活方式、祖輩失敗的陰影、祖靈的教訓、自我成就的認同...通通融在一起，在賽德克、德魯固等泰雅族高砂義勇隊身上。
　
高金委員本身也是泰雅族人，但是我不曉得她對於這樣的歷史情節懂得多少。

或許，當時從軍的泰雅族人的確是相約死後在靖國神社見面的(因為他們無法跨過彩虹橋在Gaya祖屋中相見)﹔也或許真的有部分高砂義勇隊的人是真的認同天皇的﹔也或許真的有部分的人是打算在戰死之後，獲得Gaya的認同。

但是他們都是抱著要成為『賽德克˙巴萊』的信念出征的---要成為『真正的人』的尊嚴，而不是我們今日所謂的『日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殖民地階級差異下的尊嚴；更不是在靖國神社前高喊祖靈歸還不果、第二天就去參加愛知博覽會的這種尊嚴。
　
這些都是台灣四百來年歷史中，很無奈、也很心酸的一頁。真正最該自治的是他們，但他們大概也無力爭取了；正如有言：『他們大多數為日本人作戰而死，剩下的卻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活著...』或許背後真正的悲哀，是連他們自己的後代都忘記了他們自己要以『賽德克.巴萊』的身分，爭取身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尊嚴。今天看著自己的靈魂在死後受到政客的操弄、甚至是自己子孫的操作，他們大概也會在彩虹橋邊，徒呼負負吧。




ps.台灣導演魏德聖正在籌資二億五千萬台幣，要拍攝真正台灣的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就是以日據時代所發生的『霧社事件』為主軸，他花了200萬台幣拍了一段僅長約五分鐘的籌資短片。
賽德克.巴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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